《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

《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的出版，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最新收获。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铸牢，就文学而言，就是各民族文学成果凝聚成中华民族文学书写。

从学术研究来看，民族文学是滋养许许多多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沃土。精心梳理民族文学材料，发现学理性问题，展开学术研讨，推出思想成果，是一条非常有趣又有前景的学术道路。此次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既是文学文本，也是文学文献、文学史料。《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的出版为蒙古族文学研究构筑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将来必将结出丰硕的研究成果。

这套丛刊的主编是内蒙古大学教授米彦青，他结合区域特色以及十多年来对蒙古民族文学史的持续关注，出版过多种学术论著。做中国文学的学者，即便不做民族文学，也应该对民族文学有所了解，这是一国版图之内发生的文学现象，有责任有所了解；这些文学是在长期互动中发展的，许多民族文学智慧是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融入整个文学洪流中，我一直都怀有强烈的信念，觉得民族文学能够提出新问题，产生大量的学术生长点，这些鲜活的文学让我们不断地领受到什么叫“文史不分”，什么叫“文艺不分”，什么叫“文学活动是生活事件”。比如这套丛刊选入了晚清诗人延清吟咏“太常仙蝶”的诗作。延清辑有《蝶仙小史汇编》《蝶史楹联》《来蝶轩诗》，《蝶史楹联》《来蝶轩诗》附于《蝶仙小史汇编》后，现有光绪刻本存世。在《蝶仙小史汇编》中收录了延清写作的“蝶仙小史初编自序”，详细描写了自己与“仙蝶”的奇遇：“癸巳（光绪十九年，1893年）夏六月，苦雨兼旬，青苔及榻。十一日午始晴，室中忽有巨蝶飞来，大如蝙蝠，色亦如之。四趺须缀双珠，两翅中各有一圆圈，作太极图形。蝶背细毛蒙茸，金翠掩映，四围亦隐隐现五彩色。仆人意欲捕之，蝶似有知，旋即飞去。翌日午忽又飞来，谛视之，仍前蝶也。回翔室中，集楹帖及簾旌之上，家人环观，毫无畏意。是日年儿入应岁试，比日晡出场，犹及见之。时完颜爱子修茂才身留宿室中，两经目睹，叹为奇遇。嗣质之友人，云系太常仙蝶。是耶非耶，未由辨之。所异者，凡蝶未有飞集室中者，而是蝶两次飞来，似非无因而至，不可不志，爰汇集。”这一事件具有奇异色彩，在清代京师文坛影响极广，达官显贵、名流硕儒均参与其中，是一个汇集多族、具有多元特点、极具意味的文学事件。《蝶仙小史汇编》记录了诸多清代文人对这一传说的描写，也收录了彼时文人与延清就“仙蝶”诗的唱和之作，是清代“太常仙蝶”奇闻的集大成式的文本。

什么是文学？它不断用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方式告诉我们，原来在教室、在课堂上关于文学的观念和理解过于书生气和书卷气了，我们所学的理论不足以应对文学面临的这些实际挑战。

少数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今天仍然以多种方式存在，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仍然很好地保存在少数民族民众当中，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容易识别。在宗教信仰实践、语言文字使用、艺术创造欣赏、宇宙自然认知、生计劳作操持、社会人伦赓续等方面，都体现出他们惊人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还有不少文化已经长期为诸多族群所共享，不大容易看出渊源了。成书于北魏末年的农学史专著《齐民要术》里，就有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交流的内容。拿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情况做进一步讨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主张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更好地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在中华文学（文化）的大格局中，如何理解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它们首先是各民族人民通过语言文字对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感受进行艺术把握和表达的成果。目前留下诗文作品的清代蒙古族文人绝大部分由清初入关，主要居住在京师，也有部分文人散居在各个驻防地方。他们是清朝统治倚重的重要力量，在疆域管控中常常被赋予重任。因而在清代蒙古族文人的书写中常见他们涉足边疆继而写作民俗风情的诗作。如延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奉使前往喀尔喀车臣汗部，祭奠札萨克多罗贝勒蕴端多尔济郡王，沿途见闻汇集而成《奉使车臣汗记程诗》三卷（宣统元年铅印本），写蒙古包有“一样团栾浑肖月，四围严密不通风”，写乌兰哈达（蒙古语，译言红石，指今内蒙古赤峰）有“山花破萼红围石，塞草盘根缘结墩”，写塞外物象之奇特。杭州驻防文人三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归化城副都统，写作诗歌时多以蒙古语及方言入诗，如“沙亥（沙亥，蒙言鞋也）无尘即珠履，板申（板申，蒙言房屋）不夜况华檐”以蒙语入诗，“尚嫌会面太星更（星更，绥远方言稀也），万里轺车我忽征”以方言入诗，将地域文化打并到诗作中。乾嘉边疆大吏和瑛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任西藏办事大臣，驻藏八年，以“寺建青鸳古，经驮白马初。何如苍颉字，传到梵王居”展示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嘉庆七年（1802年）他因事被贬到乌鲁木齐，在疆七年，写玉石之丰富是“西极昆仑产，琳琅贡紫宸”，写回俗是“怪道花门节，刲羊血溅腥”。道咸时期诗人恭钊咸丰九年（1859年）任职西宁道，作《湟中竹枝词》30首、《续湟中竹枝词》10首，展示了湟中地区的民俗风情，如写婚俗“莲花小镫压鞍齐，有女于归正及笄。绝似明妃初出塞，红颜马上掩妆啼”，写饮食“茗鼎休夸蟹眼圆，居然真味饫腥膻。边城酥湩多于水，总和茶香一例煎”，写节日“一色朱竿架彩绳，雕花格子画纱灯。看灯人向街前走，数到牌楼第几层”。上述蒙古族文人的这类诗作在《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中并不少见，虽为蒙古族文人所写，但表现范围已超出了民族的限制，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多姿多彩的风貌通过诗笔记载了下来。而清朝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掌控也隐现在文本中，是清代诸族共处、文化共享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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