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的另一个表征在佛教，谢灵运对于《大般涅槃经》汉译本有精彩的润色。据平田昌司教授研究，《悉昙藏》中“谢灵运云”“谢居士”等，都是谢灵运涉及梵语的著作《十四音训叙》之佚文（周一良先生、张伯伟教授以为是慧叡之作）。此外，据新罗崔致远《法藏和尚传》所云，《华严经》也有谢灵运的润文。若加上《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谢灵运《游名山志》，日本空海《文镜秘府论》对“康乐公”的文章之赞，均足以证明谢灵运之盛名远播东亚。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霸主刘裕与谢灵运的关系，必须置于晋宋之际“江南社会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新时代”（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大框架思考，并不是简单的“利用旧贵族”与“屈服于皇权”这样二元政治学逻辑可以涵盖。特别是刘裕不念旧恶，对于谢灵运在政敌刘毅麾下任职一事几乎毫不在意，在晋宋嬗代之后，立刻任谢灵运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如果我们审视谢灵运在刘裕去世之后所作的《武帝诔》“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等词句，可知其绝非为文造情。

淝水之战后第二年（385），北方战火未消，鲜卑族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宫，是为西燕元年；拓跋珪被大漠诸部大人推为盟主，积极准备重建代国；一代氐族雄主前秦苻坚怀着遗恨，被羌族姚苌缢杀于新平佛寺；而东晋北府兵大将刘牢之正在黄河两岸与慕容垂往返鏖战……就在这风云变幻的公元385年之中，南方风景旖旎的会稽郡，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谢灵运。出生旬日，谢安去世；四岁，祖父谢玄去世，也许在谢灵运的童年真实记忆中，两位谢家大名士的身影是模糊的，但“真实记忆”与“被记住的事”是两个维度的存在，谢安与谢玄风流倜傥的身影在“被记住的事”这一层面上，牢牢地贯穿了谢灵运的一生。

谢灵运流星般的一生，经历了东晋、桓楚、刘宋三个朝代，前后七个皇帝（东晋孝武帝、安帝、恭帝，桓玄，刘宋武帝、少帝、文帝）。其中，东晋与刘宋的区别之一即在于，武人皇帝刘裕建立的“军事政权”刘宋，反而从本质上比贵族司马氏东晋更加爱好文学。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小石《中国文学批评史》稿本谓此时“夫重视文学，一变而为贵今贱古。”实际上，文学第一次从官方制度史意义独立于儒学、玄学、史学之外，正是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设立的“四馆”。

谢灵运出生的这个东晋十六国，属于典型“中国的中世”（内藤湖南语）的初期。在这波澜壮阔的中世时代中，《宋书·谢灵运传》中最长的两篇作品——《撰征赋》与《山居赋》，分别代表了南朝高级贵族谢灵运的事功与自我，是解读构成多维视角下的谢灵运的重要篇章。

其中《撰征赋》的创作背景，是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统北伐大军离开建康；九月，刘裕到达彭城，分兵四路北伐；十月，先锋王镇恶一路收复洛阳，刘裕上表建康朝廷，要求修西晋五陵。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谢灵运奉东晋皇帝之命，赴彭城劳师。《撰征赋·序》说相国宋公“敬戒九伐，申命六军”“曾不踰月，二方献捷。宏功懋德，独绝古今。天子感《东山》之劬劳，庆格天之光大。”如果从晋军彭城出发到攻克天下之中的洛阳计算时间，的确是“曾不踰月”。赋的正文写道：“惟王建国，辨方定隅，内外既正，华夷有殊。”可见谢灵运认同刘裕北伐是为了胡汉大义的“大天命”（此概念参考童岭《义熙年间刘裕北伐的天命与文学》）——正是这座彭城，是他的祖父谢玄在淝水大捷之后，第一时间意识到其战略意义，快速领兵进驻，准备以此为北固黄河，西攻洛阳的根据地——可惜壮志未酬，不久谢玄被转任会稽内史。谢灵运来到当年爷爷为了实现匡复中原的阵地，怎能不由心生感慨呢。

元嘉三年（426），建康朝廷再次发生巨变，宋文帝刘义隆登基，翦除了徐羡之等人，年过不惑的谢灵运被征召为秘书监再度入京。虽然“心中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喜悦”（叶笑雪《谢灵运传》），但是纵情丘壑和极度期盼事功的他，对文帝交代的本职工作——修撰晋史之事并不上心，只是“粗立条疏，书竟不就”。后来又与新的宠臣发生矛盾，再度被外放，临离开建康前，他写下了《上书劝伐河北》，在这篇上书中，谢灵运展示了他对北方十六国后期局势的精准判断，尤其是对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的国力分析（徐冲《观书辨音》）。他恳切地劝宋文帝：“观兵耀威，实在兹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变。”实际上，上书两年后的元嘉七年，宋文帝就真的开始了他第一次“封狼居胥”的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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