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谢灵运与宋武帝之后刘宋帝室的关系，也是多维的，这种多维关系某种意义上是他中年诗文中充斥着撕裂式情感的源头所在。南朝贵族最吸引当时人的地方，即是他们的“文”，这种文并不简单限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包括他们的艺术、修养、谈吐、家世等广义的文化层面。因此，在刘宋新朝，谢灵运被“唯以文义处之”——其实，在推崇文义这一层面上，刘氏家族都是实质性的进行，并非简单“点缀盛世”而已。然而，充满事功心的谢灵运，“常怀愤愤”，转向刘裕次子刘义真的幕下，《宋书·谢灵运传》记载“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只是司徒徐羡之等人反对这个“小集团”的存在，杀害了刘义真，出谢灵运为永嘉太守。

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南方政权治下的知识人，对于时间感与空间感，都有着异于前后时代的强烈敏锐性。他们的所思所想，与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所判所评，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双重的主观性，如果细究起来，这种主观性甚至可以说是复杂的、多维的。从这一意义上看，无论是文学史家解读的六朝诗文，抑或是历史学家在文献里发掘的中国中古史料，恐怕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建立在文学与历史基础上的魏晋南北朝人物形象，在逻辑上存在天然的“变形”的特质，需要今天的我们像蜜蜂或蜻蜓一样具有多维视角的“复眼”。

然而，如果继续深究，虽然《宋书》中谢灵运被独立设有一传，但是在这篇约两万余字的传记里面，作为永明大诗人的沈约，只收录了作为“元嘉之雄”（《诗品序》）的谢灵运临终前的一首五言诗——《临川被收》。相反，该篇传记中收录：《撰征赋》4000余字，《山居赋》余字（含谢灵运自注），《劝伐河北书》1100余字，仅《山居赋》一篇就占了传记全部的一半以上字数。“传记”（biography）一词，由英国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为《希腊罗马名人传》英译本作序时说是“具体人物的生命史”。其词头“bio”来自拉丁语“bios”，意思即为“生平”。因此我们审视《谢灵运传》作为现代史学意义上的生平传记，反而被压缩成了很少的一部分。

对于千百年来，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如同耀眼的北极星一样的谢灵运（385—433），我们的复眼所要凝视的第一重，就是当世人为他在正史所作的传记——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虽然谢灵运有大量诗文流传至今，但在南北朝时期他的传记却仅此一家（唐代《南史·谢灵运传》基本袭自《宋书》）。中华书局修订版《宋书》主持人丁福林先生曾谓：“沈约《宋书》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史事，涉猎广博，史料丰富，体例完备。”这种“体例完备”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同样身为大文士的沈约，却对文士能否入史传，有着严格的区分对待。譬如同样被后世定义为南朝“著名文人”鲍照，却无单独立传，仅附在《刘义庆传》中。

生活在激烈的朝代与时代剧变风暴之中的谢灵运，他身上的多维成分，在后世慢慢被剥离，他的名字基本上只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章节名称中，而渐渐消失于“中国通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中。六朝人物形象建构的过程当然会受到文化与社会、时代的限制，无论是史料的“拼凑”（bricolage）抑或传统的再生产，都需要我们传递给未来一个“多维视角”下的而非“单向度”的谢灵运。

事功的低谷，却是谢灵运文名的第一个高峰期，《宋书》称“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名动京师。”就是在会稽的始宁墅，他写下了洋洋洒洒的巨制《山居赋》，开篇他就点题，说隐士有四种：岩栖、山居、丘园、城傍。他自己无疑属于山居——这是他和同时代陶渊明在“隐”的存在类别上的重大差异。林文月女士认为谢灵运的风格与其说像古代中国文人，不如说更像19世纪的欧洲浪漫诗人（《谢灵运及其诗》）。在风行痛饮美酒的六朝名士之中，小尾郊一敏锐地注意到谢灵运并不喜欢饮酒（《谢灵运传论》），所以通观《山居赋》全文，在繁复典雅铺陈的精美南朝辞藻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谢灵运心灵深处那份深深的、无法消融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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